國情專家胡鞍鋼教授的新著《中國：創新綠色發展》在新芽吐翠的春天里出版發行，為廣大讀者勾勒出了一幅最新最美最綠的中國發展圖景。該書以源自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和現代可持續發展理念的中國綠色發展理論入手，對中國綠色發展模式、發展目標、發展路徑、發展規劃，以及已在華夏大地遍地開花的綠色創新實踐進行了系統的討論與介紹。該書兼顧嚴謹的學術論證與通俗的文風表述，從國內與國際、中央與地方、企業與個人等多個維度對綠色發展這一抽象概念進行全面、生動地闡釋，可謂是近年來在自然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領域不可多得的一部精品。
西方環保主義者經常把美國作家梭羅的《瓦爾登湖》奉為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經典之作。但事實上，中國古代詩作中“兩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等描述不但在意境上更為悠遠，而且其背后所蘊含的“天人合一”理念也從哲學層面上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了更加系統的思考與闡釋。該書的亮點之一就是從中華文明的傳統智慧入手，對“天人合一”這一哲學問題進行思考與拓展，并基于傳統哲學思想提出了中國綠色發展之道的命題，通過巨人的大腦和肢體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等形象生動的形式對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道路進行闡述。
從國際背景上看，上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爆發，資源與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斯德哥爾摩宣言》；1987年在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的主持下發布了《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開始受到全球的廣泛關注；之后的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的全球環境與發展峰會通過了《環境與發展宣言》，世界各國開始在促進可持續發展領域進行多種形式的努力。如果說中國在上世紀70、80年代對于可持續發展問題尚知之不多，那么到了1992年已經是有所知曉，并專門設置了“21世紀議程”項目推動國內的可持續發展事業。在中國國內，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不斷深化，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形成的不可持續現象日漸突出，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氣候變化、自然災害成為影響和限制人類發展的最大制約性因素之一。在2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不僅深諳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重要意義，而且也有著自己對于綠色發展的理解和創新，更為關鍵的是，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試驗區等諸多重大舉措已付諸實踐。
可持續發展并不是一個新的概念，理論界和政策界對于這一議題的討論可謂是汗牛充棟。如何結合中國國情，創新可持續發展理論，構建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理論，無疑是一項充滿挑戰的工作。該書把綠色發展理論的來源歸納為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一百多年來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和當代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并據此構建了社會、經濟和自然系統三位一體的綠色發展系統，使綠色發展與華夏文明緊密契合，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有機統一，與可持續發展的世界話語體系相互接軌，用中國的語境表述世界的理想，用世界的話語支撐中國的創新。正如作者在該書后記中談到的：對中國而言，綠色發展本質上就是科學發展，在國內我們稱之為“科學發展”，在國際上我們稱之為“綠色發展”。這一點尤為難能可貴，充分體現了一名植根于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自信心，也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在學術自覺、學術自信道路上的大膽探索。
學者不僅需要善于構建理論，而且還要敏銳地發現規律，有針對性地提出建議。在作者看來，中國的綠色發展并不是空中樓閣，它不但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且以綠色發展理念為核心的創新實踐也已在中國蓬勃開展。這其中包括國家層面的五年發展規劃，也有不同省區的綠色發展實踐和企業自主的綠色創新案例，特別是地方和企業的實踐，已形成了可觀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當前，全國上下都在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努力，而綠色發展模式恰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牛鼻子”，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點睛”作用。系統地總結地方在綠色發展實踐中的收益，科學地核算企業在綠色創新中的回報，將成為激勵地方和企業持續創新的驅動因素，也是制定合理可行的綠色發展政策的根本依據。
今年6月，巴西里約熱內盧將迎來全球各國首腦，召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可以預見，綠色發展將成為未來相當長時期內全球發展的主題詞。在全球綠色發展體系中，中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所發揮的作用和作出的貢獻將成為最重要的全球性公共產品。因此，中國有必要創新性地提出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理念，而不是“人云亦云”地簡單應用西方的“舶來品”；有必要成為新一輪全球綠色產業革命的引領者和帶動者，而不是僅僅學習與借鑒的模仿者與跟隨者。聯合國環境署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10年以來先后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增長的概念，作為替代傳統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新話語體系。在這樣的背景下，該書的時代意義尤為突出，代表了中國社會科學界直接參與世界重大議題討論的嘗試。對于當下讀者而言，該書在認識和理解中國綠色發展模式方面具有十分積極的參考價值。